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人是勇敢还是怂？

本文由 AEON 授权《好奇心日报》发布，你可以在 Twitter 上关注他们。

三月里一个周五的傍晚，我丈夫走进家门，对我说：“我收到了一个死亡威胁。是我一个案子的被告发来的。”

我丈夫在执法机关工作。他入行 20 年，经他手投入监狱的坏蛋不计其数。很多人大概会觉得，像他这样的人肯定早就收到过死亡威胁，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很显然，这回这件事非同寻常。

我们谈论了一下威胁内容的细节，比方说那个被告是怎么知道的我丈夫开的是哪种车，以及他是如何表述他会雇别人来干这个脏活儿。

当晚我虽然没有失眠，但睡着前着实折腾了一小会儿。第二天晚上，我先喝了两杯再上床，睡着倒是很快，然而到了夜里两点，我的双眼猛地睁开了，一时感到心跳如鼓。我躺了好几个小时，每当听到一丝动静——一点点吱嘎声、一两下噗通声——都会疑心是有人要闯进家里来。到了周日晚上，我带着还在蹒跚学步的儿子住进了邻居家。不久之后，有警探来劝我们全家到城外避避风头。我丈夫留下没走。我住到了郊区的周末别墅里。尽管相隔好几英里，我还是很害怕，总担心会有杀手暴徒潜伏在附近。每到晚上，我的心脏还是会猛跳个不停。

我觉得自己俨然就是海明威曾下笔嘲讽过的那种孬种软蛋，而我的丈夫——真正的当事人——却吃得下睡得香，该上班上班，完全不受干扰。这种鲜明的对比显示出，我跟他之间的差异并非源于精神、气节层面的东西，而彻头彻尾地源于生理反应。有一个理论叫“战逃反应”（fight and flight response），说的是当人遇到极端情况时，身体里的肾上腺素分泌会增多，血流速度会加快并集中于脑部，以便让人能应付眼前一触即发的状况。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部资深研究员马修·弗兰克（Matthew Frank）说，我们身体里的免疫抑制荷尔蒙皮质醇（immune-suppressing hormone cortisol）会诱发一种麻木、僵滞状态，导致一些人在危机面前“呆若木鸡”。“我们都受生理机能的摆布，但很多时候也多亏了它，我们才得以保全性命。”弗兰克总结道。

长期与多家公司合作的领导力及勇气咨询顾问布鲁克·迪特莱（Brooke Deterline）也表示，当一个人身处“红色警戒区”时，感到惊慌恐惧是正常的。毕竟，靠损伤身体的认知机能所获得的“无畏感”没有任何意义。在迪特莱的工作室里，他指导前来咨询的人们做浅吸气加深呼气动作（呼气时长达到吸气时长的两倍），以此来降低身体里皮质醇的含量，使头脑变得清明。“当我们身体里充斥着大量的皮质醇时，大脑就会‘退化’成爬虫的脑子，我们会丧失感同身受的能力，头脑也停止高效运作，”迪特莱解释道。在人类还靠打猎和采集为生的年代，这套反应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你马上就要被一只熊吞进肚子里去了，你也就没工夫再细细琢磨别的事儿了。”

俄勒冈州的创伤心理学家大卫·鲍德温（David Baldwin）认为，凡事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当人处于“战斗模式”时，他身体里的血液会集中在下颚和手臂；而处于“逃跑模式”中，血液会更多地聚向下肢。鲍德温解释道，我们可以随时改变战略——当发现当前模式不起作用时，立刻切换到另一模式。去年出版的《神经学和生物行为评论》（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杂志中，鲍德温撰文罗列了人在危急关头的五种反应：惊呆、逃跑、战斗、吓呆、崩溃。事实上，每个人在面对威胁时，都有可能依序经历这五种反应，一切只取决于危险程度的差异。

这套反应机制运行起来灵活机动，且完全是无意识的：当面临严重威胁时，人的大脑皮层（大脑中负责进行思维的部分）会停止工作，代之以原脑（primitive brain）掌控全局。举个例子，遭遇恐怖袭击大爆炸后，我们的第一反应是逃跑（假如条件允许的话）；但如果感觉有赢的把握，我们大概会留下来奋力反抗。而当“逃”跟“战”都无望时，我们也许会僵在原地或干脆崩溃垮掉——就像有些人遇熊袭击时所做的一样，这样一来，熊反而会误以为对方是肉质已经腐败的死尸，故而放弃继续纠缠。“想要动弹不得很简单，不需要太强的认知功能，”鲍德温说。

我始终觉得我被人跟踪了。在我深陷焦虑无法自拔之时，我丈夫却依然留在镇上。他照常上下班，照常去跑步，照常在晚上安然入眠。我建议他搬到郊区别墅来住，他却拒绝了：“我不想让你不安。”

“你不会的，”我嘴上这么说，但我知道他会。

住进郊区别墅的第二个晚上，我喝了点儿马丁尼酒，指望着它能帮助我入眠。但夜里三点，我还是醒来了，心中惴惴难安：杀手们会不会在我车上装了 GPS 定位器？他们会不会以为我跟我丈夫在一起，所以跟踪到我们这个周末别墅来了？我听见外头风声萧萧，树叶摩挲发出沙沙响，愈发怀疑杀手已经到了门外，正在尝试破门而入。我脑中浮现出黑帮复仇的画面：枪手搞错了下手的对象，把子弹射进了错误的窗口。这些杀手会不会也把我误以为是我丈夫了？他们会不会趁我睡着时，一枪把我打死？

一直到凌晨四点半，我趴在床上，终于昏昏睡去。我做了一个噩梦，梦里有人闯进了我家，从背后把我的双手反剪令我无法动弹。我扭过头，盯着来人的脸问：“你要做什么？”然后我就醒了。

大约半小时后，我儿子也醒了，开始吵着要自己的婴儿奶嘴。我把奶嘴给了他，把他带到我床上。之后我翻来覆去，难以成眠，脑子里全是杀手从窗口开枪射杀我儿子的场景——这回，他把我儿子跟我丈夫搞错了。

我暗自发誓，下午我要把车送到维修师傅那儿去，让他检查一下车上是否被人装了 GPS 定位装置。

“我知道，我都知道。那些人不是冲我来的，”那天晚上我对丈夫说，“但他们不知道你没跟我在一起。”

我还真是个体贴的妻子啊。

显然，我正在迪特莱所说的“红色警戒区”里泥足深陷。为什么同样是人，我跟我丈夫在面对威胁时的反应会如此迥异？为什么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某些应激倾向明明显得益处多多，却没能把相形见绌的另一些给挤出历史舞台？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晚起的老鼠才有奶酪吃。”

德国哥廷根大学（Georg August University in Göttingen，即University of Göttingen）的心理学家拉尔斯·彭克（Lars Penke）解释道，这是因为每种应激反应都有自己的优势。在某些情境中，感到畏惧（或按心理学术语曰“胆怯”）比无畏（或曰“大胆”）更有利，而在另一些情境中，情况则反过来。

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曾这么描述彭克的理论：“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晚起的老鼠才有奶酪吃。” 平克曾在 2009 年的《纽约时报》杂志上写道，如果某种环境里，“虫子”和“老鼠夹”兼有，那么它就会造就两种人：大胆向前冲的勇士和畏首畏尾的软蛋。因为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能分到属于自己的一杯羹。

那么到底是畏畏缩缩好，还是大胆冒进好？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做一个进化学角度的成本收益分析：显露出哪种特性能提高生存率和繁殖率？最适宜的做法或许是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在这两种特性间来回切换。但彭克说，在实际情况中，我们的生理机能注定我们不可能切换得如此圆熟流畅。如果一个人遇事更倾向于冲着危险迎头而上，那么要他在某些时候采用怀柔政策来提高生存率？这个有点难办到。

一个人的“战逃策略”往往与其性格——尤其是其对抗社会否定（social rejection）的能力——息息相关。2008 年，彭克和他的同事贾普·邓尼森（Jaap Denissen，现任职于荷兰蒂尔森大学）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在其中把社会导向（social navigation）与丛林求生进行了类比。在丛林以外的世界里，合群者生，被群体排挤在外的个体则相当于被判了死刑。一个人能够承受的社会否定程度越高，他的胆子也就越大，但与此同时，他遭受集体排斥的风险也越大。

“说不定离了胆子大的人，胆子小的人也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后者需要躲在前者的庇护之下。”

在自然种群中，我们常看到这两种特性各自源远流长，这是因为一定程度上它们之间互相补益。伊利诺伊大学的生物学家艾莉森·贝尔（Alison Bell）简明扼要地总结说，胆子太大有时候不利于保命，但却能在求偶时脱颖而出。当你跟处于你食物链上一层的家伙待在一起时，保持低调才是上策——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不至于沦为对方的一顿晚餐；然而，要是你在觅食的时候依然是这副德行，一直搜集不到足够的食物，那么你想要传宗接代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事实上，一个物种中如果“懦夫”与“勇士”并存，那这个物种存活的几率会更大。就好比一个左撇子投手在棒球场上会尤其吃香、是因为其他大部分投手都是右撇子一样，自然界里也有类似的情况。有些鸟专靠捕猎为生，而另一些鸟靠偷盗前者的猎物过活。试想，要是没有“捕手”，“神偷”们还会存在吗？

“说不定离了胆子大的人，胆子小的人也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后者需要躲在前者的庇护之下。”贝尔说。

然而，近期的一系列研究发现，胆子大的人很可能从身体构造上就跟旁人不同。在一个病例里，一位化名 “SM” 的女士在经历过创伤后，大脑中负责处理恐惧情绪的杏仁核（amygdala）受损，这令她再也体会不到恐惧感——她的这种症状被称作“乌-维氏病”（“Urbach-Wiethe disease”，或称“类脂蛋白沉积症”或“皮肤黏膜透明蛋白变性”，由 Urbach 和 Wiethe 于 1929 年首次描述，译注），罹患这种病的人大脑中出现了钙沉着，引起了大脑两侧损伤。

2011 年，《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期刊刊登了一篇研究报告，研究者们让 SM 接触活蛇和活蜘蛛、带她参观鬼屋、给她放映恐怖惊悚电影，最后发现 SM 完全不为所动。在日常生活中，害怕、恐惧等情绪也与 SM 无缘，哪怕处于枪口或利刃下，她也无动于衷。有一次，一场事故差点让她送命，但也没能吓着她。

有意思的是，在 2013 年，研究学者们再次请 SM 女士出山，令她在实验中吸入二氧化碳气体和干冰烟雾，如果吸入这两种气体，正常人只会产生窒息感，而 SM 的反应却很特别：她表现出了极度的惊慌失措。这个实验清楚地证明，杏仁核并非大脑内唯一能处理恐惧感的部位。这一结论与 2009 年刊登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的一则实验的结果不谋而合。当时科学家们把实验鼠的下丘脑（大脑上的另一个部分）破坏掉后发现，这些实验鼠显得比之前要大胆了许多。看来，人类的生理构造在这一点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受过欺负的小鼠成年后也显露出暴力倾向，变得具有攻击性

SM 女士的脑部损伤来源于疾病，姑且按下不表，但很多人天生就比别人要胆大或胆小。今年（本文发表于 2014 年）早些时候，斯坦福大学医学院（Stanford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的科学家们就此做过实验，他们发现，部分人群比普通人更容易紧张焦虑，这与他们童年时代大脑杏仁核的发育情况相关。今年六月，《生物精神病学》杂志（Biological Psychiatry）刊登了一则研究报告，研究者们招募了 76 名年龄在七至九岁的儿童（焦虑性特征在这一年龄段开始初显），对他们的大脑进行磁共振成像（MRI）。研究发现，焦虑感强的孩子大脑杏仁核均偏大，且负责注意力、情绪知觉与情绪监管的脑区之间关联更紧密。这一研究结果奇准无比，研究学者们甚至用它推演出了一个计算公式，只要获得了某个孩子的脑部扫描结果，就能用它预测出这个孩子的焦虑等级。

另外，胆子大也跟环境大有关系。常处于暴力环境下、或常经受虐待的人在面对危险时，应对方式跟平常人不同。意大利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Laboratory）的资深科学家科尼利厄斯·格罗斯（Cornelius Gross）曾做过相关实验，他让尚未断奶的幼鼠每天与一只凶猛好斗的公鼠共处十分钟，两个月后，这几只受过欺负的小鼠也开始显露出暴力倾向，变得具有攻击性。

“早年经受过暴力的人，更有可能变成一个恶棍，而不是一个孬种，”格罗斯说。

我们应对恐惧的方式其实来源于一套复杂的“演算”，我们的身体机能、生活经历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就在去年，纽约冷泉港实验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的神经科学家李波（音）和他的同事发现了人的经验记忆与恐惧感之间的关系：一组超长的神经元从大脑的杏仁核一直延伸到中脑的导水管周围灰质（periaqueductal gray，即PAG），在危险关头，这组神经元将触发人的“战逃反应”。李波说：“两者间的关联越强，人体验到恐惧感也越强。”

我真的把车开到修车师傅那儿去了。我请他帮忙看看车上是否被装上了 GPS 追踪定位装置——很可能杀手们正在四处搜寻我的踪迹。他喊来了五个人一起帮我检查，结果一无所获。我放下心来，以为这下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然而就在踏入家门的一刻，我又开始慌神了：也许杀手们根本就不需要靠什么定位装置来找我们，他们很可能沿用老式做派，直接跟在我们屁股后面。

第二天，负责侦查这起威胁事件的警探致电我们乡间别墅所在片区的警察，嘱咐他们盯着点儿我们房子。当晚有人在外面大声地砸门，我透过窗户，看到来人身上的警徽，但还是不由得心跳个不停。

“我们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对这事儿非常上心，”来的这位警官说。

那天夜里我睡在了儿子房间的地板上。我以为跟他在一起心里会踏实一点，但事与愿违。当我躺在地上，看见外面闪着红色警灯的警车时不时地绕过我的房子，心里反而更慌了。红色的警灯让我联想起的不是平安，而是流血和凶杀。

我只好从地上爬起来，躺到客厅的沙发上去，打开电视放起了一集以前看过的《广告狂人》（Mad Men），这样我就不会再去留神外面的动静。此刻已时值午夜，我只撑了十分钟就开始打盹，当电视里一集播完，我又醒了过来。我摁到下一集，又看了几分钟，又睡过去，又在一集结束时醒来。就这样反反复复，一直折腾到旭日初升。

第二天早上，我跟我妹妹说起夜里睡我儿子房间地板上这事儿。

“你就像个熊妈妈，”她说。

“我倒希望自己是个熊妈妈，但不是你想的这样，我睡在他房间地板上才觉得安心，觉得有东西庇护我。我自己的房间太暴露了，到处都是窗户，我总担心有什么人会跳上阳台闯进我房里来，”我回应道。

又过了一天，晚上我丈夫打电话来告诉我：“根本没有什么阴谋，威胁是假的。他们讯问了每一个相关的人，什么阴谋都没有，从来就没有过。”

我应对危险的方式早已在冥冥中被注定，它是我成长路上所接受的各种潜移默化的结果，就像一种基因缺陷

接到电话后的第二天一早，我打包上车，载着我和我的儿子回到了家——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但心里始终还是有点虚。

几天之后，一个扎着尼龙头巾的家伙开着一辆灰色本田轿车驶过我家门口。几分钟后，他又驶过了一次。就这样来来回回，他以缓慢的车速总共经过我家七次，每一次路过，他的车窗都是大敞着的，而他双眼却死死地盯着正前方，好像不敢扭头瞧我一眼。有一会儿，他试图在街对面平行泊车，尽管当时场地很空，但他来回进出了好几次，最后决定放弃，开车熘了。我记下了车牌号码，打电话给我丈夫。后来真相大白，那个开车的男人其实是附近的住户，他当时正为驾照考试在练习驾驶和平行泊车。

又过了几个月，我收到我妈妈发来的一封电邮，她当时正跟男友开着房车跨国旅游。电邮是从内布拉斯加州的空军基地发出来的，那里正遭遇雷暴，冰雹和狂风轮番轰炸，天气之恶劣让国家气象局都不得不发布了预警消息。我妈妈说她根本睡不着，惊慌失措地干坐了半个晚上，眼巴巴地盯着天气频道看。她非常害怕房车会被大风掀翻，因此早早地把随行药物、手机和 iPad 尽数打包，还特意把衣裤鞋袜留在床脚，以便一旦需要前往营地避难时，她可以抓起它们就跑。

我关掉电邮，陷入了沉思。我应对危险的方式其实早已在冥冥中被注定，它是我成长路上所接受的各种潜移默化的结果，就像一块胎记，就像一种基因缺陷——不，不一定是缺陷——我虽然也许永远做不成吃上虫子的那只鸟，但我可以肯定，我能得到属于我的那块奶酪。我在想，当我得到那块奶酪时，我要跟丈夫一起分享它，因为它是对他为我付出的一切最好的报答。

翻译：熊猫译社 周圆

题图来自 视觉中国

喜欢这篇文章？去 App 商店搜 好奇心日报 ，每天看点不一样的。